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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管理员 日期:2016-09-06 [ 加粗 高亮 还原 ]
别动不动就说底层道德出问题,你也不是高层

2016-09-05  中绿盟公众号:zgclsks  今日关注  洪巧俊

说句实话,有些人总喜欢拿底层社会道德出了问题来说事,好像他们都是高层一样,谁不知道他们也是底层中的一员,就是你不是底层,你父母,你父母的父母难道不是?

说此话题是徐玉玉事件之后,又有一系列电信诈骗事件陆续进入公众视野。比如因开学前夕疑遭电信诈骗学费,广东揭阳准女大学生留遗书自杀。比如清华大学一老师被骗1760万……于是有评论就说电信诈骗是底层社会道德出了问题。

如果说电信诈骗只是底层社会道德出了问题,那只是说到了点皮。那个被称为“600帝”的万庆良,有道德问题吗?包养情妇,行贿受贿,边腐边升。万庆良是省委常委、广州市委书记,不能说他是底层吧?

报道说,徐玉玉事件中,六名嫌疑犯中有五名是福建人,其中有三人更是共同来自于“电信诈骗之乡”的福建安溪县。在那里,谁骗到了大钱,不以为是犯罪,反以为“有本事”,甚至一些姑娘嫁人先问搞不搞诈骗。这种“以骗不到为耻”和以前的“笑贫不笑娼”没有什么两样?民间如此,官场又何不是如此,不管你采取什么手段,只要官越做越大,就是本领。

一个地方成了“诈骗之乡”、“假证之乡”、“抢劫之乡”……决非是底层社会道德出了问题那么简单。拿“诈骗之乡”安溪县魁斗镇来说,移动电话通信基站曾是“亚洲最繁忙的基站”,在短信诈骗高峰期间,安溪境内一天发出的手机短信达上百万条之多,当地政府部门难道不知道?难道就是这些吃诈骗饭的农民有道德问题?

试问,当今又有哪个没有收到过诈骗电话?当钱被骗后,去派出所报警,是不是说这样的诈骗案难破?可徐玉玉死后,舆论哗然,高层重视,诈骗团伙成员就是跑到天涯海角,也能一锅端。如果发现一起,就这样严厉打击一起,诈骗还能如此猖獗得无处不在?如果说,这也是底层社会道德出问题,那就是身为底层的父母,生了那些缺失责任感、不作为的孩子。

杂文家阮直今天发表了《芭蕉扇也灭不了的火焰山》,文章说,为骗取中央与内蒙古自治区的3.8亿元灭火资金,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官员演绎了“芭蕉扇也灭不了的火焰山”的“传说”。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红柳大泉煤矿火灾治理区的煤层五年来不断“燃烧”,可这种燃烧并不是煤矿的自燃,竟然是瞒天过海的假燃烧,如果不烧,他们就人为地点火。《西游记》神话中的孙猴子拿着芭蕉扇是为了“灭火”,可如今一级政府手中明明有了灭火的芭蕉扇,却不想灭火,甚至是火上浇油,因为煤矿有了“难灭”的火点,他们才能拿到灭火的“救灾钱”。阮直先生质问? 如此卑劣的欺诈,如果不是一级政府在幕后操纵,谁能一干就是五年?巧哥要问的是这种诈骗,总不是底层社会道德出了问题?

其实这种官场诈骗还起到不好的导向作用,官风带坏民风,官风坏,民风就败。骗取3.8亿元灭火资金,尽管这钱是中央与内蒙古自治区的资金,但这些资金都是我们纳税人的钱。再说骗3.8亿元资金对当地官员追责了没有?如果是底层人骗了3.6亿,又会该当何罪?要不要枪毙?

5年前,巧哥写了《阿星的“抢就像风俗一样”再次令人震惊》,打工者阿星因抢劫杀人,令人痛惜。这个15岁开始即在深圳的“广西砍手党”团伙里做饭炒菜的小伙子,却一直拒绝同流合污。18岁开始,他便离开“砍手党”团伙,在工厂里兢兢业业打工。可他还是走上犯罪的道路。阿星被报道后,有不少人同情他,认为像阿星这样的人,其实也是环境的牺牲品,是贫富差别造成的。

阿星来自一个以“出产砍手党”闻名的村庄,这个村可称为“抢劫之乡”。据《南方周末报》报道,在2005年-2010年间,连加村也有百余名年轻人因在广东抢劫而受刑事处理,其中被击毙两人,至今在服刑的尚有近五十人。连加村小学校长黎荣慢,曾劝正热衷于抢劫的堂弟不要再干了。结果,堂弟反驳他:“大哥,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么。我可以带你去一趟深圳,我去抢,你来帮我数钱。数一个星期,那时我不让你干,你就可能会恨我了。”他的堂弟不久后被捕。阿星说;“在我们那里,抢就像风俗一样。”阿星的这句话再次让我们感到了震惊。

“我爸一辈子是打工的,我这辈子也是个打工的,我看我的小孩以后还是个打工的”。问题是工厂不景气,说这话的农民工在返乡的路上,如果家里的责任田转租在别人,他们回乡又干什么呢?你这个处在“高层”说底层社会道德出问题的人想过没有?

这是一个严肃的社会问题,远没有调侃那么轻松。如果农民工的下一代仍不能享受平等的教育权和就业权,又无法回到乡村,矛盾可能会以某种极端的方式表现出来。第一代农民工文化素质并不高,但他们朴实,能吃苦,有10年、20年劳作的经历,这一代农民工犯罪的并不多。然而新生代农民工,文化素质高于父辈,他们有理想、有追求,但少了父辈的朴实和吃苦耐劳的精神,多了犯罪的人。阿星们的犯罪受环境影响,这个环境影响应是多方面的。不排除网络上打富济贫、凶杀片的影响,尤其是周围环境的言传身教。

这个世界上好人多坏人少,是与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是息息相关的。因为人们大多希望自己做好人,而不做坏人。好人,并非生下来就是好人,坏人,并非一生下来就是坏人。坏人坏是因为坏的东西在他身上不断累积,累积多了,即使一小点坏,也可能在他的身上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。

“诈骗之乡”、“假证之乡”、“抢劫之乡”……也有多米诺骨牌效应,这种效应与当地环境有很大关系,当阿星的堂叔赵民显,这个靠在深圳“混黑社会”发家的,开着蓝鸟车回家时,不少亲戚与村人这样恳求他:“民显,帮我把孩子带出去。打工哪有你们赚钱。”但当后来村里的年轻人因抢劫被大规模抓捕。

当种田不能赚钱还亏损,当打工不能养家糊口,游手好闲又填不饱肚子,于是他们就可能干起违法犯罪的事,比如赌博、偷盗、卖淫、诈骗、抢劫、制毒贩毒……

所以说,一起起电信诈骗事件,让我们看到了人性之恶,看到了乡村的贫瘠与荒凉。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知道,道德的败坏、价值的沦落、灵魂的溃烂不仅仅是这些诈骗者……

多年前,巧哥出了一本“三农”作品集,著名杂文家鄢烈山为此书写序,标题就是《我们每个中国人都是农民!》他在文章的最后说,每一个中国人,不论他出生在哪里,从事什么职业,血管里流淌的都是“农民”的鲜血。中国农民的脊梁挺不起来,缺乏做人的尊严,哪怕你手里有出国护照,甚至有专机可在五大洲飞来飞去,你在文明世界里仍然不会赢得别人发自内心的尊重。

别再以为你在城市的十八层高楼工作,就是“高层”,就可以把那些罪恶归于社会底层,如果这样,这个十八层也就是你的地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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